1.　　 正本溯源

文字是人类智慧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志。先民们“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见鸟兽蹄远之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象形、指事、会意等方法创造了汉字。因此汉字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魅力超群，凝炼了人们对自然理解，生存条件、文化背景等信息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它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最伟大发明之一。先民们的大智大慧既呈现了辉煌地历史，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文明源甲骨，智慧道路幽。诠释道路本义，还是要从道路的源流谈起。道，甲骨文作象四达之衢，象步走其行，象人在其行也，本意是指人在规律或规则范围之内的活动，引申为引领之意。路，甲骨文作象脚趾朝上的脚、象壕沟、围墙或引申为目的，本意是指往来目的行动之意。溯原道路构词元素及结构可见，道从辵从首，从彳从止，意指走走停停；首为甲骨文象侧面人头，金文将眼睛改成目，意指具有大脑思维能力和眼睛观察事物的人。路从从的会意字，意指人走过去，意指人走过来。因此，道是本原的，路是人为的，道路一词则是指人在规律或规则范围之内的往来活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是老子、孔子两位大师对道，乃至常道内涵凝炼与升华的精辟概括。鲁迅先生则以路字本义给出了一个很有哲理的比喻，即“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时他既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实现理想、愿望的唯一途径。显然，古往今来，无论对道路精髓的探索，还是对人生轨迹的追求，尤其是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无疑都具有现实而又深远的启迪。

2.　　 文化差异

物质是最低之石，存在是最高之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在变化之中找不变，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却是在不变之中找变化。道是万物之母，意指自然变化的规律。早在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就用道家思想击破或取代了上帝。他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不知谁知子，象帝之先”。由此奠定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础，构造了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标志着人们的思想由宗教性文化向理性思维、理性文化的历史转型。然而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辨证的诠释则时刻警世着人们，只有思考的人才是“活”着的，否则也只是一具躯壳而已；到英国哲学家培根从认识自然规律，掌握科学知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至今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但是，德国哲学家尼采视自然界为唯一的真实世界，揭露和批判了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他的一声呐喊----“上帝死了”，深刻揭示了上帝并不存在的事实，颠覆了基督教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由此可见，用道取代了上帝的哲学思想及框架体系，有效解决了自然科学的基元、及宇宙观的“逻辑不自洽”问题，已经渗透进我们中华文明的信仰、思维方式、民族习惯等各个角落，细雨无声般默默地启迪着我们的智慧和人生。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上帝存在的基础已经瓦解，但是上帝的灵魂仍在游荡。由于没有新的思想，人们的信仰还是滞留于上帝，崇拜上帝。尤其是近两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元的主导、欧元机制的混乱，凸显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衍生的“虚拟经济”、“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全球性金融体系制度的缺陷。显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上帝”手中也没有拯救世界经济复苏的钥匙，这也进一步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发展所面临的信仰危机和文明衰落。

3.　　 科学与社会

回顾历史，展现文明。公元前约500年，老子是全世界最早提出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而孔子则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伦理教育家的先行者，因此无论是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还是唐朝盛世与宋朝科技，华夏民族都具有其独特的科技风格和独到的思想体系。尤其是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对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对近代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

中国为什么能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有着悠久而又辉煌的历史？追溯历史，客观辨证地看，首先是道家与儒家的文化奠定了东方文明的基础，其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辟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同时由于地理上相对隔绝、政治上相对独立，促使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尤其是西汉、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和明朝前期的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走出了国门，开阔了视野，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展示国富民生，推动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那么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又该如何解释呢？这里浅析其因，探索其解，辨证其明。首先是儒家用“仁”、“礼”思想维护和不触犯奴隶制国家的等级秩序，与道家崇尚“无为而治”、顺其自然的生存理念，都是在政治上保守，反对社会变革。这些奠定了秦始皇建立的皇权政治能够得以长期延续的基础。在皇权政治的统治下，科学技术的突出特点是满足封建王朝体制需要的极端实用性，导致科技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甚至停滞不前。因此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持下，相继发生清朝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对华的侵略与掠夺。这两次战争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彻底摧毁了古老封建的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又一厢情愿的梦想，也懂得了国弱受人欺、落后就挨打的道理，从此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史。其次是重视实践、敢于实践，以及善于总结的思维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兴起与西方资本主义滚雪球发展方式的相适应。无论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启蒙运动中，还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上，他们继承了希腊的学术遗产、消化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古典科学的成熟与完善，乃至蒸汽动力机械、电磁理论的诞生，尤其是近代在原子能、航空航天、电子计算机、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工业革命、电力革命和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也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同时机械自然观、科学方法论与科学共同体的确立，科学的技术化与社会化进步特征，也唤醒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和科学实验的精神，在思想上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类的文明需要智慧之光，民族复兴需要科学的教育底蕴，强国之路更需要高新技术为生产力的支撑。相比而言，在攀登科学大厦的进程中，中国是依靠人的动力在爬楼梯，而西方国家则是依靠科技牵引而乘电梯。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没有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保守政治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经济实力制约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条件、皇权政治割裂了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和科学技术与世界交流的密切联系、科技救国思潮又忽略了教育对人才知识结构与时俱进的长期培养，这四者都是导致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国科学文化根基质朴深厚，孕育着许多科学思想的种子，融润乾坤肥沃土壤，深埋土中萌生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在长期的自我反省与觉醒的同时，由于受西方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也丢掉了很多有价值的传统思想。但是，在20世纪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产生了辛亥革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改革开放。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满清王朝、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的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代；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融入了世界的主流社会。这些都为中华民族实现再一次伟大复兴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科学的殿堂确实创造了不少人间奇迹，但是今天异彩纷呈的科技进步，对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也日趋明显。然而，科学只能沉默，但不可能死亡。老子说：“无为，则无不治。”人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征服和改造环境一定要尊重自然演化的规律及其途径。这也同亚里士多德所说：“自然界不做多余的事”的思想相一致。显然，目前我们面临资源、能源与人类生存及环境和谐发展的突出矛盾，正在酝酿着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等新的科学体系框架的诞生。因此追求统一性与探索复杂性犹如雄鸡破晓的啼鸣，奏响了21世纪人类文明图景重构的序曲。

4.　　 理性与批判

自然的变化决不会自觉完整地显示自己关联变化的动因及密码。我们必须理性地质问自然。但是由于自然变化的完整性、无限性和人的知识与智慧的有限性，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正如老子所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个人的理性观察往往不自觉地应用自我批判的观点与能力，来拒斥某些自然意识境界中与自己掌握的知识不相一致的信息。换句话说也就是自身潜在地理智对想象力的约束与限制：如何全息自然变化景象，容忍混沌运动特征，理智梳理科学境域，回归自然本性。因此，抱怨自己缺乏创新灵感的人，往往是用自身的知识与智慧的局限性，来批判自己的想法或意识对自然完整信息的认知性、无限性。因此我们依据自然变化的结果也有理由进行非理性的批判。

思维是人类最理想的自由，困难是研究的动力。正确的哲学思想好比横跨各门科学之间鸿沟的桥梁，而错误的哲学思想可以把你引向空中楼阁，走进虚无缥缈的岐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一切，才能揭示已知现象掩盖未知的本质与主观偏见割裂客观的联系。培根认为盲目地崇拜无根据的权威，是认识真理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尼采推翻虚有其表的上帝，让人类得以解脱，回归自然生灭变化的本性，正视了生命的价值。但是，他却把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与 “理性” 的追求混为一谈，导致用强力意志、一意孤行，言称“我是太阳”而走完了自己的疯狂人生。

自然科学体系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能在“承继性批判和批判性继承”的历程中的逐步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缺乏整体认识或追根溯源的分析和思索，那么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真正获得解决。对于整个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言，我们如何以任何有意义的科学陈述，都必须严格遵循“可解释”与“无矛盾”的理性认识原则作为基本判别标准。因此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硕果。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是用理性的武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理性本身没有错，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没有理性，人类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没有理性，人类将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但是，科学的必然是自然的，并且能够为人们理性所接受的。任何知识都是有限的，一旦超出它的有限论域只能流于荒谬。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依赖于科学实践，切切不能把一些时过境迁的经验及验证结果“无限”地真理化。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因此整个科学的发展就是从一些最简单的现象开始起步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兴趣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在简单的东西内部揭示出复杂性。建立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简单，力求用最简单的原理来说明看来比较复杂的现象。现代的科学工作者决不能简单地抛弃那些尚未来得及疑成明晰定律，也不能去迎合某种貌似真理的伪科学，而是要充分发挥哲学思辨在科学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既有连续渐进的自觉思考，又有认识突变的飞跃。而这个飞跃正是新的起点。它是渐进性与突变性相统一的辩证的思维过程。显然，人类的文明始终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发展的智慧历程。

理性逻辑演绎着自然变化的条件与结果，实践观察归纳法给出了自然变化的本质，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知识互补性，同时蕴涵着利用归纳演绎智慧方法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未来总是属于年轻人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需要花费更多劳动和艰辛来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真正懂得“承继性批判与批判性继承”和“博爱意志酬勤道，智者探路未来明”的道理。然而，在我国目前的科学研究中，一是必须认真改变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尾随西方科学世界的不良风气，本着引进是为了创新的思想，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知识创新道路。二是不能把一些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或同一学科、领域内的不同理论与技术结合起来就认为能形成一个科学理论或一项集成技术。这种没有智慧的“杂烩”并不是科学的创新成果，而是在创造新的知识垃圾。三是发扬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务实精神，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切忌浮夸功名，严惩学术腐败，真正做到重教育人。

5.　　 智慧与人生

醒得早、起得晚。西方科学向来强调事物实体运动的变化，而中国的自然观则是重点研究事物变化关系的整体。正如比利时耗散结构创始人普利高津所说：“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协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这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自然观。”德国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说：“协同学含有中国基本思维的一些特点。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法国突变理论创始人托姆说：“在老子的理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突变理论的启蒙论述。我相信今天中国许多喜欢这个学说的科学天才，会了解突变理论是如何证实这些发源于中国的古老学说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说：“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显然，在迎接自然挑战的过程中能够呈现生命的活力，这就是智慧，这就是人生。

人的一生要有信仰、有目标，生活要有定位。追求美好的人生，驾志于现实至理想之舟，体验苦辣酸甜之味，那就是海岛栖息的一顿美餐。生活时刻都要具有一个目标，两项爱好，现实具备什么条件，你就去做什么事情，这就是理智。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做自己应该作的事，这就是责任和义务；做自己喜欢作的事，这就是幸福。因此幸福的人，事业与家庭和谐；快乐的人，生活与社会同步。

依我看，人类最令人敬佩的使者那就是崇尚生命的医生、传递信息的教师和创造智慧的科学家。教师的职责就是明理、解惑与做人。明理是让人们获得知识、懂得悟性、掌握规律，解惑在于理智地判别是非，做人莫过于爱心、信仰与诚信。人没有爱心就没有幸福，没有信仰就没有前程，没有诚信也就更无法生存。实践就是导师，没有不合理的实践经验，只有不合理的研究路线。一本好书也就像是一座山，第一遍看“是什么”，第二遍看“为什么”，第三遍看“怎么办”。并且学习的重点：本科生学“是什么”，研究生学“为什么”，博士生学“怎么办”。总之，带着问题来读书、去实践就会有收获。精读一本原著或完成一项完整的课题研究，至少能懂得一条怎样登山之路。合著甄选精华、总结汇集成果，往往缺少失败的基石，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思路。因此一个集体就是一个团队，和谐的团队，诚信不能存在问题，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企业领导，尤其是科研人员更不能堕落到民间艺人小沈阳所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可悲境遇。

天才的灵感在于积累，成功的机遇在于磨炼；科学的路径在于方法，创新的基石在于理念。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科研工作者既要具有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又要具备团结合作的个人素质；既要具有十年磨一剑的研究意志，又要具备过关斩将的挑战精神。因此，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既要懂得诚信为人、和谐处事、智者其乐，善待自己、造福家庭、关心社会；又要做到崇尚科学、创造文明、服务国家，博学驾志、追求完美、理智攀峰。

成功之道，在于行乐持恒。在工作实践中，往往是思路决定出路，环节决定成败，创新决定未来。做人既要懂得欣赏自己，更要学会去欣赏别人；处事既要懂得矛盾之争、耦合之理，更要深知融润之美、和谐之道。其实在追求的道路上舍得也是一种财富。我们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是要利用理想与兴趣的互补功能，进一步发挥以此为业、锲而不舍地倾注毕生的精力而奋斗的精神；其次才是挖掘人的智慧成效来实现远大的目标。然而对于那些充满物欲横流思想的人们，面对种种诱惑怎能守住心中的一片净土。因此在我国学术界、企业界、甚至政府部门都不同程度的呈现了一些超凡脱俗的“智慧型”之才。他们日理万机地为权贵与潮流所裹挟，急功近利地追求热点，虽能呼风唤雨、名噪一时，但丧失了信仰与使命，甚至沦为精神或诚信的乞丐，终究难成大器。

实践增长智慧，快乐装点生活。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于温故而知新。知识依赖于过去的智慧，智慧体现在知识的增值。认识的过程分知识、悟性、无为三个阶段，即知道变化、懂得机理、掌握规律，并且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显然，自然界事物变化的标度是运动，运动的标度是能量，能量的标度是功能，功能的标度是智慧（智能或智商），智慧的标度是文明，文明的标度是和谐中的进步。当然。从信息加工与传递的角度来说，生命也是一种智慧。孔子说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个人而言，挑战自己需要勇气，改变生活需要毅力，征服环境更是需要实力。在现实的生活中，无论你从事的职业如何，都是在不同的尺度下寻求幸福、贡献智慧。因此，在人类建造文明殿堂的过程中，往往是困难磨炼意志，追求打造人生；智慧拓展源泉，知识凝聚财富，造福社会呈现辉煌。

总而言之，知其道、悟其性、用其髓，知识就是力量，智慧创造文明。人们追求美好的境界，那就是感知自然的活力，迈着智慧的脚步，踏入文明的殿堂，创造更文明的幸福。